最近看了一部有關英國脫歐的電影，“BREXIT，the uncivil war"（中文翻譯 “脫歐無理之戰”），看了之后很有感悟，結合最近就要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包括回顧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更加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這部電影（涉及部分劇透），幫助我們了解英國脫歐背后的故事，也可以理解大數據對于政治的巨大影響的開端。



《脫歐：無理之戰》發布于2019年，除了有觀眾所熟知的“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就是那位天才數學家圖林的扮演者）貢獻“禿頂”表演，在故事上該片將視角聚焦在了站在幕后真正領導那場“脫歐”公投的運動首席總監多米尼克·卡明斯身上，在一個半小時內試圖從頭梳理這場極具戲劇性的全民公投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那個出乎所有人預料的結局。

一般意義上講，即便是像選擇領導人這類具有明確投票對象的選舉，公眾其實也很難會將關注焦點集中在選舉人身后的團隊或者策略制定者身上。而類似“脫歐”公投對“去或留”這樣的抽象概念進行投票，即使最后是有著明確的兩個組織在分庭抗禮，也很難有人會去注意那些幕后操盤手，甚至可以說如果最終“脫歐派”沒有取得勝利，那么很可能也不會有人去關心所謂的成因，更不會有人在乎多米尼克·卡明斯其人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毫無疑問，作為熱衷于參與政治的幕后玩家，多米尼克·卡明斯可以說是用“投票離開”運動的勝利為自己做了一場大型廣告。而回到這部電影本身，執導過《神探夏洛克》第二季與第四季《黑鏡》的托比·海恩斯與編劇詹姆斯·格蘭漢姆顯然在片名上就已經充分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盡管目前主流的副標題翻譯都是“無理之戰”，但Uncivil一詞顯然更多體現一種非文明和非理性的意涵。

即便英國作為具有悠久民主傳統的國家，這種非文明最終還是導致了過激的暴力行為，在公投前一周發生了強烈支持留在歐盟的41歲年輕工黨議員喬·考克斯被無情殺害的悲劇事件。好在總體而言這場公投的結果依然是多數英國人的選擇，而作為精英政治家不論是最初承諾這場公投的前首相大衛·卡梅倫還是接過他辭職后爛攤子的現任首相特雷莎·梅，都在盡其所能的將人民的選擇付諸于實踐，這自然還是體現除了民主政治最大的價值所在。



《脫歐：無理之戰》圍繞著多米尼克·卡明斯這一關鍵人物展開故事，從各色“脫歐派”如何組織人馬到他所領導的“投票離開”正式成為“脫歐”方最終方案，包括以非常戲劇化的方式呈現他如何想出那句“take back control”（拿回控制權）的運動口號。更為重要的是這部電影用影像的方式直觀展現了卡明斯是如何依靠一家名叫“聚合智囊”的數據公司，利用所謂的數據與算法調動了那些不被政府所了解的投票者，并最終打了以政府主導的“留歐派”一個措手不及。

將社交媒體與大數據加入這場公投無疑是卡明斯真正的“殺手锏”，片中一個重要段落是“聚合智囊”的負責人與卡明斯的交談，在隨后他爭奪主導權時便直接提到在得到任命后要將超過一半的預算花在網絡上。而在片尾字幕中顯示卡明斯通過“聚合智囊”在社交媒體上共投放了十億條定向廣告，有別于傳統的政治宣傳，這類廣告是根據接受者的個人數據而量身打造，從結果來看這種“定制化宣傳”顯然是有效的。



而同樣屬于“脫歐派”卻沒能占據主導的亞倫·班克斯，后來也承認他們的網站上使用了一家能精準分析選民的數據公司，這家公司便是日后與Facebook數據丑聞密不可分的劍橋分析，后者也曾參與到特朗普當選的那屆美國大選中。2018年3月，英國劍橋分析公司前員工及爆料人克里斯托弗·韋利，在英國議會接受質詢曾明確指出：“如果沒有我所認為的作弊（行為），那么‘脫歐’公投的結果很可能會截然不同。”

如果真的去回顧當時主導公投兩大陣營的言論，就會發現其實雙方的言論都會有罔顧事實的成分，大打感情牌自然是手段之一，更重要則是激發民眾的恐懼與焦慮。主張“留下”的一方援引了很多專家和精英階層的觀點，警告英國如果離開歐盟會帶來經濟層面的災難，英鎊暴跌、稅收更高、經濟緊縮、就業機會減少等。

其中主張“離開”的一方，有很大部分建立在兩個謊言的基礎上，一個是國民醫療服務體系的3.5億英鎊（英國并沒有每年給歐盟3.5億英鎊），另外一個是7000萬潛在的土耳其移民(其實7千萬是土耳其的總人口，而不是可能移民人口），他們表示如果留下將面對不受控制的移民、犯罪和恐怖主義，會有大量人口從土耳其涌入英國，7700萬敘利亞與伊拉克邊境上的穆斯林正渴望著進入歐盟。

盡管電影里反復出現的“土耳其加入歐盟可能會帶來難民潮”被作為“投票離開”運動重點口號，但現實中卡明斯其實并不愿意觸碰“移民議題”。某種程度上選擇經常飾演多智近妖角色的“卷福”來扮演卡明斯，刻意強調其“禿頂”造型，加上部分與現實相反的戲劇化橋段處理，多少也反映出導演對卡明斯這一現實人物的創作態度與價值判斷。

根據維基百科的，公投結果出來之后發生的種族歧視及仇恨暴力的事件僅脫歐公投后至6月27日四天時間內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7%（這段期間在2015年為54件，2016年就增加至85件）。誠然這場公投背后充滿著民粹狂歡與數據算法的推波助瀾，但多米尼克·卡明斯無疑是放出這兩條“惡龍”并任其肆虐的始作俑者。目前從Twitter上其實不難看出很多英國人看完這部電影的態度，大概他們終于意識到了自己當初被人“操縱”是多么可笑，但顯然對于這一或將影響歷史的重大決策而言很難再有重來一次的機會了。

如果說上面的英國脫歐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大數據的加持，深度挖掘出那些潛在的選民，精確的定向傳遞人性化的信息，外加反復重復同樣的不可驗證的謊言，這些技術手段外加PUA手段現在來看是一種常用的手法，但是在2016年脫歐公投之前是完全不存在的，可以說2016年的脫歐公投是改變了世界民主選舉和投票炒作和操作過程的歷史性時刻，對于后面的很多國家的選舉和投票都有示范作用和提示作用，就如同政治選舉的IPHONE時刻，從此，政治選舉進入了新的模式。

話外：卡明斯后來成為英國首相金毛約翰遜的競選策劃，幫助約翰遜成功當選英國首相。

那么英國脫歐和美國的總統大選又有什么關系呢，我們先來看電影結尾中的一行字，作為英國脫歐重要的背后金主之一ARRON，后來成為了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的重要幕后金主，并且通過班農向特朗普團隊推薦了劍橋分析這種專業的政治大數據分析團隊。



電影《脫歐：無理之戰》（Brexit: The Uncivil War）雖然聚焦于英國2016年的脫歐公投，但其中所展現的政治戰略、數據操控、社交媒體廣告投放以及民意塑造手段，對理解和分析美國大選（尤其是2016年和即將到來的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有一些相似之處，并引發了廣泛討論。影片揭示的策略和手段，特別是在政治運動中的數據分析和數字廣告運用，對美國大選有一定的啟發和影響。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影響和聯系：

1. 數據分析與操控：

電影中的關鍵人物、脫歐公投的戰略家 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通過大規模的數據分析公司（如影片中提到的 Cambridge Analytica），精準掌握選民的心理和傾向，進而定向推送廣告以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這種策略與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 特朗普競選團隊 所使用的手段極其相似。

Cambridge Analytica 在特朗普競選中的參與廣為人知。他們同樣通過大量的個人數據分析，幫助設計和投放極具針對性的社交媒體廣告。電影揭示了數據驅動的政治運動如何能夠通過個性化信息影響公眾觀點，這種策略在全球范圍內逐漸成為政治競選的常態。



2. 社交媒體的力量：

《脫歐：無理之戰》展示了如何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尤其是 Facebook，來散布定向廣告并引導公眾討論。卡明斯利用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平臺將脫歐議題簡單化、情緒化，煽動人們的情緒，尤其是利用對移民和主權問題的不安來拉攏選民。這與特朗普競選期間廣泛使用的社交媒體策略高度一致。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通過社交媒體、尤其是 Twitter 和 Facebook，成功地在選民中散播了大量極具情緒化的政治信息。他們依靠同樣的方式，將復雜的政策議題簡化為情緒化、煽動性的口號。英國脫歐派的口號是“TAKE BACK CONTROL”，特朗普的口號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3. 利用大眾情緒與分裂：

電影中，脫歐公投的支持者成功地將脫歐議題轉變為關于“奪回控制權”的民族主義口號。這種策略極大地激發了選民對全球化和移民的恐懼，并讓選民在情感上做出投票決定。這與特朗普競選中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理念極為相似，都是通過強化民眾對外部威脅的感知，來推動選民投票支持民族主義的政策。

這種策略在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中都產生了分裂社會的效果，動員了大量以前可能不會投票的選民去支持這些極具煽動性的運動。



4. 后果及社會影響：

影片揭示了脫歐公投帶來的長期社會分裂和政治后果，這一點與特朗普當選后美國社會的分裂有相似之處。無論是脫歐公投還是美國大選，最終的結果都是通過煽動大眾情緒、強化分裂，導致國家政治環境的極端化和兩極分化。

5. 信息的真假和后真相政治：

電影還提到了 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 的概念，即在公眾決策過程中，情緒和個人信念比事實更有影響力。這一策略在脫歐公投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也同樣影響了美國2016年大選。通過大量傳播虛假信息或誤導性信息，競選團隊在社交媒體上制造了真真假假的話題，操縱選民的情緒。這與特朗普競選中的“假新聞”（fake news）指控和廣泛傳播的陰謀論息息相關。

最后總結一下，《脫歐：無理之戰》雖然以英國的脫歐公投為背景，但其核心內容揭示了現代政治運動中數據操控、社交媒體影響力、情緒化宣傳等手段如何發揮作用，這些手段和策略對2016年美國大選具有直接的相似性和影響。影片展示了新的政治競選工具如何塑造公眾輿論，影響選舉結果，尤其是通過數據分析和社交媒體廣告的精準投放來影響選民，這些策略也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反思，對于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有過極大的影響，對于今年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也會有同樣的重大影響。

（本文部分內容總結自網絡）